一名赴日诉讼慰安妇的最后时光

■ 人物简介

上世纪90年代，山西农妇张先兔的名字随着幸存“慰安妇”的对日诉讼而为外界所知。1995年起，山西16位幸存“慰安妇”代表分三批起诉日本政府，张先兔参与了1998年的那次诉讼。

十几年中，不断有慰安妇含恨离去，如今，88岁的张先兔成了这批老人中的“最后一个”。

山西5月多风，沙砾被卷离地面，拍打到窗户上发出脆响。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北村，张先兔就这么盘腿坐在窗前的土炕上，这位88岁的老人眼睛和耳朵都倦怠了，她尽力往窗边凑，最后大抵是借着阳光的热度来判定，“今儿的天儿还凑合”。

一天，时常在这样的呆坐中流过，跟其他迟暮之年的老人没什么不同，漫长的人生在记忆里失焦，被问到之前的事，张先兔多半会颤巍巍地摇头，“记不清啦”。

5月3日下午，张先兔盘腿坐在土炕上，这位88岁的老人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借着残存的视力和听力感知外面的阴晴。 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摄

苦命人

时间剥夺了张先兔顺畅表达心迹的能力，但一个日子老太太记得清楚，“1942年正月初二，正过年哩”。

那天，是她被日本兵掳走的日子。

“日子都给日本人毁啦。”采访这天，张先兔抓着记者的手，说这话时，再把另一只手叠上去，褶皱的皮肤冰凉而松弛，感觉不到一点力气，之后便是长长的沉默。

关于70多年前那段经历，只能由老人早年的一份口述补全：

1942年农历正月初二，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的喜悦中，我春节前几天刚刚新婚，所以尤其高兴……才起床，日军冲进我家，叽里哇啦拉上我就走，我不让他们拉，一个人举起枪托就打。我男人当时只有13岁，过来拉住日本人求情，一个日本兵端起刺刀就要刺他……根本由不得你，他让你怎样，你就得怎样，稍不如他们的意，不是拳打就是脚踢，脸上不知道挨了他们多少臂斗(巴掌)……

这段文字，出现在张双兵写的《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里。

今年59岁的李贵明和张先兔同村，是山西一位“慰安妇”民间调查员。

上世纪70年代末，村子有了第一台电视机，全村挤到打谷场里一起看。李贵明记得，当时电视里播抗战剧，村民们讨论，“咱村也有被日本鬼子欺负过的哩。”

乡亲们的东拼西凑中，年轻的李贵明知道了村里有个叫张先兔的女人。

她3岁丧母，自小被后妈许配给小她3岁的丈夫，日军抓她时，丈夫被刺刀吓傻，之后几年都不会说话，并落下了浑身哆嗦的毛病。

张先兔在日军据点里呆了20多天，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病，被家人赎出来时，婆家人不搭理，她在娘家养病养了一年多。

李贵明还记得早些年远远看到张先兔的模样：小脚儿，身体佝偻着，在街上总低着头。凑在巷口聊天晒太阳做针线活儿的老太太中，没有她的身影。

“去日本，讨公道”

静默了半个世纪，转机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

彼时，民间掀起对日索赔玻尿酸注射隆胸潮，许多侵华战争的受害者通过各种渠道对日方追责，“慰安妇”是其中重要一支。

李贵明首先想到了张先兔。1993年，他第一次找她。

“她什么都不肯说。”李贵明回忆那次会面，“她和老伴儿郭妹栓一个坐在炕边低头不说话，一个坐在柜子边的矮凳上不停发抖。”

李贵明一次次地登门游说。这个同村的后生拿报纸上学来的中日关系、国际局势劝说老太太，不管用;讲赴日劳工、细菌战受害者的索赔工作，也不管用。

得了银屑病的能治愈么直到有次说，“你就真的咽得下这口气，把受的罪都带进棺材?”张先兔才松了口，那是1994年，李贵明已找了张先兔不下20次。

1998年，在已有两批老人起诉日本的前提下，张先兔和另外9名“慰安妇”代表一起，加入了对日诉讼的队伍。

2000年，此案开庭，张先兔第一次赴日作证。

办护照、申请签证、书写材料，所有前期工作都是李贵明帮忙。一直到去日本之前，张先兔的两个儿子都不晓得她在忙什么。1993年开始，每次碰面他们都刻意避开小辈。

张先兔和多数老太太保持了一致，关于过去对晚辈们只字不提。

李贵明将张先兔一行送到北京首都机场。“当时她挺高兴，挺乐观的。”李贵明觉得张先兔也在变化，跟参与起诉的老太太一起，大家相互影响，心里的结慢慢松了。

“去日本，讨公道。”张先兔一直有肺气肿的病，常常一句话说不完就要停下来，被问到14年前唯一一次出国经历，她喘着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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