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是历史下的蛋-【xinwen】

“千古一帝”秦始皇专横强大、穷奢极欲、乞求长生不老……他更像一个行为艺术家而不是正常人，或者说他的举止，更接近上古时代共工、颛顼等半人半神的传说意味，而没有多少后世俗人的烟火气息。不知道是不是与这些后现代色彩浓郁的行为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有关，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被过度夸大了。中国的统一被归为他个人的功绩，“皇帝制度”也被当成了这个无所畏惧、异想天开的天才人物的“天才发明”。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是王孙，也是囚徒无论你喜不喜欢秦始皇，都应该会同意这样的判断：这是一个坚强的人，骨子里有着超人的强悍。按理说，这有点不符合中国政治的规律。中国历代王朝的帝王，大抵是一代不如一代，深宫之中，妇人之手，培养不出真正的男子汉。作为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天潢贵胄，能拥有如此坚韧强硬的性格，不能不说是个异数。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又是历史的一个必然。作为吕不韦的一个惊天大策划的产物，嬴政一出生，就嗅到了阴谋和烽火的味道。其时他的父亲异人正作为秦国的人质，被抵押于赵国。虽然一出生就是天潢贵胄，嬴政的命运却和父亲一样，很长时间内命悬一线。那个时代，亲情对铁血政治家们来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砝码，秦昭襄王在做出政治决断时根本不考虑做人质的亲孙子的安危。在嬴政出生之时，秦赵两国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史称长平之战。这场恶战历时三年，赵国主将赵括被击毙，四十五万赵军被消灭，赵国不得不割地求和。嬴政刚刚一岁，秦国以赵国不履行割地之约，再次大举伐赵，被赵军击退。嬴政三岁那年，形势更加紧张：秦军再次卷土重来，赵国国都邯郸岌岌可危。赵王恼羞成怒，决定不顾一切，杀掉异人以泄心头之恨。经过吕不韦一番紧张活动，异人终于逃出了邯郸，回到了秦国。然而嬴政和他的母亲却不得不藏匿到外祖父家。秦军对邯郸的大围困，造成了邯郸城的大饥荒。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嬴政的发育状况不佳，以至于“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用郭沫若的话来说，这都是生理上的残缺。更让人难以承受的是，小嬴政和母亲数年之中不得不隐姓埋名，在赵国密探的搜索下生活得如同惊弓之鸟。生命早期的这段经历，给了嬴政一生以决定性的影响。从一方面看，身处敌国的嬴政命运岌岌可危，随时都可能被赵人抓去处死；从另一方面看，作为秦国继承人的长子，他的身份又无比贵重，有朝一日还有可能独掌大权。王孙地位与囚徒身份合二而一，使得嬴政自小既自卑又自傲。果然，在挺过了寒冬般的童年之后，嬴政的命运发生了突然的转变：九岁成为王储，十二岁登上王位，二十一岁亲政。无数大事突然撞入了这个不爱说话的男孩子的生命。特殊的经历使秦始皇过早地成为政治机器的一个重要零件，秦国宫廷中充满血腥的气氛培养了他冷静、冷血、冷酷的性格。在正式握住权柄的那一天，他已经是一个天资超群、性格强毅、头脑清楚的英主。用人的眼光、气度只有唐太宗可比在无限夸大秦始皇的历史地位的同时，历史学家们常常无情抹杀秦始皇性格和能力中光辉的一面。在大部分读者眼里，秦始皇的性格只有一面：他刚狠暴戾，野蛮冲动，多疑猜忌，冷血无情，咄咄逼人。《史记》中的一个小故事经常被人提起：始皇帝幸临梁山宫，向山下一望，见丞相李斯车骑太众，甚为不满。太监把此事告诉李斯，李斯惶恐不已。下一次皇帝出行，李斯大幅度地减少了随从，皇帝见而大怒，说，一定是有人给李斯传递消息！于是审问亲从，无人承认，遂把当日在身边服侍的众人一起杀掉。这似乎说明秦始皇自始至终都在用鞭子和刀剑统治他的臣民，用权术和阴谋制约大臣。其实，只要认真读一遍《秦始皇本纪》，我们就会发现，秦始皇时代的君臣关系，可以说是两千年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秦始皇用人的眼光、气度和手段，只有唐太宗可比，而远过于汉唐宋明其他君主。首先，从君臣关系的稳定性和亲密性上来说，在统一全国、马放南山之后，秦始皇没有像刘邦和朱元璋那样大开杀戒，甚至也没有像宋太祖那样玩什么杯酒释兵权的花招。他对那些功臣宿将，继续任以心腹。秦始皇政治生涯中唯一杀戮的重臣是吕不韦。除此之外，秦始皇与其他重要政治人物比如李斯、王翦、蒙恬等著名将相都善始善终，关系相当融洽亲密。在历代王朝中，秦始皇时代政治核心层的稳定性可以说是最高的。其次，秦始皇用人的眼光、胆识和手段都非同寻常。秦始皇用人求贤若渴、不拘一格。他与人相处，能屈能伸，有时候可以表现出相当浓的人情味儿。为了争取到尉缭，秦始皇不惜以帝王之尊，“与之抗礼”，“衣服饮食与之同”（《史记。秦始皇本纪》）。虽然尉缭对秦始皇的为人屡有微词，始皇帝也充耳不闻，继续大力笼络，其用人的胸襟气魄，远远超出一般庸主。郑国是敌国奸细，潜入秦国被发现后，秦始皇不但没有诛杀，反而让他主持完成了著名水利工程郑国渠，大大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除了用人能力之外，秦始皇的自制能力同样突出。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工作狂，只以工作为乐，每天不批阅完一百二十斤竹简绝不休息。他自律极严，为人行政处处守法，他坚持有功才能封爵的商鞅原则，就连自己的皇子皇孙也不例外，直到临终时，仍然“无诏封诸子”。统一运动的最后一棒秦始皇的另一大功绩或者说罪过是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皇帝思想或者说皇帝制度的核心精神是“君尊臣卑”，竭尽全力扩张君主权势，压制其他社会成员权力，把所有权力归于君主一人之手。这并非基于秦始皇的设想，而是春秋战国以来绝大部分思想家的共同愿望。其实，除了发明了“皇帝”二字，以及“更民为黔首”，规定“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等文字细节上的贡献外，秦始皇对于“皇帝思想”或者说“皇帝制度”再无任何思想性的建树。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贯彻了前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的政治设计而已。秦始皇在中国统一运动中起的作用，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现代人看来，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英雄时代，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外交家辈出，导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这是一个创造时代，人们思想解放，智慧勃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大的学派。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我们翻遍春秋战国时代留下的所有文章典籍，却很难见到当时的人对那个时代的赞语。（秦朝历史 www.lishixinzhi.com）相反，触目皆是的却是哀叹、抱怨和诅咒。在老子眼里，春秋时代是一个充斥着“昏乱”、“杀人”、“甲兵”、“盗贼”、“食税”、“民饥”的末世。孔子同样为礼崩乐坏而痛心疾首。他认为这是一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不可容忍的混乱时代。庄子的社会批判更为犀利，他说，这是一个“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时代，所谓仁义道德知识智慧，都是大盗们用来盗取天下的工具。在春秋战国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哲人智者们如此失望呢？最让人不安的，是社会失去了秩序。英雄们以武力征伐来代替德治，以强权取代仁义，子弑父、臣弑君的越轨行为已成为普通的社会现象。这是一个无政府、无秩序的混乱时代，随着旧道德、旧秩序的解体，人们以无道德为道德，以无秩序为秩序，为了获得一己之利而不顾一切，作为人的社会，几乎丧失殆尽。从西周灭亡那天起，中国人迫切地呼唤出现一个新的、更有力的权威，恢复天下秩序，让人民重新安居乐业。到了秦始皇登基之际，秦国国力已经超过其他各国之和，三晋已经危如累卵，楚、齐也处于守势。强国之势继承自祖先，秦始皇的统一战略也完全是遵守祖宗传下来的老方针：致力连横、破坏合纵，远交近攻，孤立对手。他继承祖先的一贯做法，大量起用间谍，用重金收买敌国大臣，实行反间之计，破坏了各国的联合。他充分利用齐国目光短浅、意在苟安，重点拉拢，使之无心合纵，保持中立，终于造成了“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的局面，实现了对对手的各个击破。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始皇只是秦国统一运动众多接力队员中的一个，是“六世之余烈”的继承者，比别人幸运的是轮到他撞线。可以说，在秦始皇出现的这个历史时段，只要继任的君主才具中上，性格平衡，继续秦国行之有效的战略方针，而不出现重大差错，那么就会理所当然地完成统一大业。秦始皇幸运地赶上了这个“点”。专制构想的执行者，而非发明者人们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秦始皇是皇帝制度或者说君主专制制度的发明者。而事实上，皇帝制度是秦始皇以前无数哲人智慧的结晶。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大部分中国人看来，结束天下混乱无序的状态，就必须建立一个势高权重、大权独揽、直接控制天下的中央权威，以威势统治天下。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著名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尊君”理论。他们痛恨当世被各自的权臣把持的各国君主，不够黑心，不够野蛮，都是扶不起的阿斗。他们焦急地给这些君主出主意，告诉他们要挺起腰板，硬起心肠，克服妇人之仁，拿起鞭子和刀剑，重建纪律和秩序，制服自己的臣民，这样才有制服天下的可能。穷奢极欲是秦始皇的、事实上也是以后历代君主的主要罪状之一。人们大多只知道秦始皇穷尽天下民力修建阿房宫，岂不知除此之外，他还建了梁山宫、曲台宫、长乐宫、兰池宫、宜春宫、望夷宫、南宫、北宫、兴乐宫、林光宫……他一举一动，一出行一巡游，耗费金钱如同泥沙，挥霍民力毫不心疼。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天潢贵胄形成的大手大脚的习惯，另一方面，也因为有“皇帝思想”的理论依据在背后支撑。儒家是尊君思想的主要倡导者。荀子就坚决建议，君主必须享有各种特殊的物质享受。他宣称，做帝王必须在最大限度上满足自己的感官享受。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就是要穿最美的衣服，吃最好的佳肴，拥有最多的金钱，听最动听的音乐，住最好的房屋，娶最多最美的妻妾……一句话，天下最好的东西都归他享受。他统治天下所有的人，就如同指使子孙一样，而天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管他。他还享有最美好的声名，建立最辉煌的人生功业。另外在很多人眼中，秦始皇是文化专制的发明者。他制造的“焚书坑儒”残暴割断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自由传统，开了两千年文化专制之先河。然而，如果通读一遍诸子之书，我们就会发现，正如同列国相争必然导致天下一统一样，其实百家争鸣的必然结局正是思想专制。虽然学术自由催生了诸子百家，但是几乎所有先秦学派都没有思想宽容的意识。他们一致认为，自由思考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巩固的政治统一必须建立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之上。在统一天下后，在巨大的权力腐蚀下，秦始皇身上的一系列优点都不可避免地转化成缺点：他的自信变成了自大。他的成功在于他敢于决断，气魄过人。他勇于进取，敢为人所未为，敢做历史第一人，厚古薄今，不惮变革。他留下的巨大工程，其规模之大、气势之壮，可以说空前绝后，无人能比。然而，统一之后，他却“以为自古莫及己”，巡行各地，不断夸耀自己的“圣”与“功”。喜欢听颂歌，不再愿意听批评之词，失去了纳谏的“雅量”。他的性情刚烈变成了骄横跋扈，明察秋毫变成了疑忌苛察，处事果断变成了刚愎自用，重视法制变成了滥施淫威。他以为驱使天下甚易，使民无度，进取之心、功名之心过炽，连续兴大工、举大事，终于劳民无度，超过了百姓所能承受的范围，为秦帝国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只需要把历史的视界稍稍拉开一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秦始皇是春秋战国时代大一统专制思想的实践者，他担不起“专制主义”发明者的荣誉，顶多可以说他创造了一个“实用新型”。秦始皇是由决定他、影响他、左右他的中国文化塑造成的。秦始皇是历史下的蛋，而不是历史是秦始皇下的蛋。秦始皇恰好站在了历史转折处，而不是他制造了历史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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